自从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我就没再参加气候谈判，在这些气候谈判中，也没有产生多少进展和变化。但我对美国和中国之间“除非你动我才动”这种互相推诿态度的看法，却发生了变化。我来自美国，我们的政府总是把矛头指向中国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排放国，声称中国应该受到责备，但实际上是在隐藏自身缺乏减排雄心的事实。
在北京生活了6个月之后，我所见到的事实，和我之前想象的大相径庭。中国政府已经在不断谈论关于低碳发展的目标，中国的国内政策反映了他们采取切实行动的努力。媒体对于低碳发展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就连普通市民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也时不时会提及。中国政府还在定期监测碳强度降低目标的实施进展，如果进展缓慢，切实的行动计划就会被摆到地方政府官员的办公桌上。
我总是希望在我自己的国家能见到同样的对话和行动。然而，我总是听到同样的老借口：美国一直坚持说，只有中国将自己的国内减排雄心带到国际谈判中，美国才会真正做出更多承诺。美国还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他们在京都议定书系统外起草文本，来完全避免国际社会多年来希望一同达成具有法律效益的协议以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最严峻挑战的努力。
美国假装在气候谈判中扮演领袖的角色。美国的谈判代表谈论着他们如何推动谈判进展、透明度和责任义务，还强调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会采取同样的力度。但我看到的，是中国在国内采取的强有力的减排措施。而美国这个依赖非清洁能源工业的国家，却在阻碍真正的谈判进展。
中国看上去是一个有着高楼大厦和美丽的会展中心的发达国家，而实际上，在这些有着发达国家表象的背后，中国还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文化中，谦逊是最高美德之一，这让像我这样的人不禁想，也许中国仅仅是不习惯于为自己歌功颂德罢了。我相信，如果中国把自己在节能减排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都摆到国际谈判桌上，那大家一定会看到一个不同的谈判进程。这些国际气候谈判中缺乏的，是一个有意愿起到领袖作用的国家，一个肯冒“第一个”的风险的国家，来推动美国将言论付诸实践。中国是最合适推动必要的紧急行动，并证明行动胜于雄辩的国家之一。
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灌输给我一个思想：美国人是慷慨的，关心他人的，总是乐于对急需帮助的人伸出援手。长大后，我看到美国政府渐渐丧失了这些好的价值观。他们没有站出来起到领导世界的作用，却在玩一种“你不做，我就不做”的游戏。对此，我深感失望。
在天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与会国对于如何取得进展仍有分歧。最初几天闭门会议笼罩着一种普遍低落的气氛， 这是因为今年十一月在坎昆达成一系列均衡各方利益决策的希望将会由于系统的不堪重负而落空。因此，现在需要以退为进，并要理解行动和进程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也不是气候变化问题所独有的。
在过去200多年里，为确保面面俱到并平衡主体和少数群体各方的利益， 美国的立法程序逐渐背上了繁重的包袱。这些包括掣肘总统权力的分权制度以及对付民粹主义推动产生政策的缓兵之计。尽管这些规则有时会形成难以克服的障碍，很多人并不愿意质疑其效果或实用性，因为它们是美国政治进程的核心。
此外，正如这个世界所痛苦地看到的，美国用过去整整两年的时间试图在参议院通过气候和能源的立法，这拖沓的过程证明这种立法制度已算失败。一小撮有影响力的政客滥用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来延长辩论和阻止投票以阻碍立法进程。对此纽约客杂志的乔治·派克有详细的阐述。自由派的美国进步智库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对这些规则也提供了很好的概述。例如，一个顽固的少数派议员只需耽搁无争仪的联邦法官提名就能令美国政府素手无策。
曾呼吁修改规则的参议员已偃旗息鼓，当今的局面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僵局。不过还是有些希望，明年1月下一轮议院会议开始时，会有人重新提出这个议题。如果成功，可能对气候全面立法的前景产生直接影响。
奥巴马总统最近重申，2011年他将继续致力于气候问题的工作。不管是为了赢得国民支持还是向国际社会传递明确的信号，从长远考虑这都是有必要的。不过，为保证实际迅速的进展，奥巴马也在寻求其他渠道。这其中包括控制固定污染源和汽车排放量，建立家电能效标准以及经济刺激法案中一系列鼓励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条款。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这些行政手段基本上可以实现17％的减排承诺。2011财政年度预算提案也分派了明显多于往年的资金用于解决气候问题。
为了确保在坎昆达成务实并具有前瞻性的目标，天津会议需要产生一个可行的草案；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再次提醒大家，行动胜于语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就像美国国会一样， 不应该成为一个只讨论而不产生行动的常设机构。毕竟行
在北京生活了6个月之后，我所见到的事实，和我之前想象的大相径庭。中国政府已经在不断谈论关于低碳发展的目标，中国的国内政策反映了他们采取切实行动的努力。媒体对于低碳发展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就连普通市民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也时不时会提及。中国政府还在定期监测碳强度降低目标的实施进展，如果进展缓慢，切实的行动计划就会被摆到地方政府官员的办公桌上。
我总是希望在我自己的国家能见到同样的对话和行动。然而，我总是听到同样的老借口：美国一直坚持说，只有中国将自己的国内减排雄心带到国际谈判中，美国才会真正做出更多承诺。美国还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他们在京都议定书系统外起草文本，来完全避免国际社会多年来希望一同达成具有法律效益的协议以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最严峻挑战的努力。
美国假装在气候谈判中扮演领袖的角色。美国的谈判代表谈论着他们如何推动谈判进展、透明度和责任义务，还强调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会采取同样的力度。但我看到的，是中国在国内采取的强有力的减排措施。而美国这个依赖非清洁能源工业的国家，却在阻碍真正的谈判进展。
中国看上去是一个有着高楼大厦和美丽的会展中心的发达国家，而实际上，在这些有着发达国家表象的背后，中国还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文化中，谦逊是最高美德之一，这让像我这样的人不禁想，也许中国仅仅是不习惯于为自己歌功颂德罢了。我相信，如果中国把自己在节能减排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都摆到国际谈判桌上，那大家一定会看到一个不同的谈判进程。这些国际气候谈判中缺乏的，是一个有意愿起到领袖作用的国家，一个肯冒“第一个”的风险的国家，来推动美国将言论付诸实践。中国是最合适推动必要的紧急行动，并证明行动胜于雄辩的国家之一。
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灌输给我一个思想：美国人是慷慨的，关心他人的，总是乐于对急需帮助的人伸出援手。长大后，我看到美国政府渐渐丧失了这些好的价值观。他们没有站出来起到领导世界的作用，却在玩一种“你不做，我就不做”的游戏。对此，我深感失望。
在天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与会国对于如何取得进展仍有分歧。最初几天闭门会议笼罩着一种普遍低落的气氛， 这是因为今年十一月在坎昆达成一系列均衡各方利益决策的希望将会由于系统的不堪重负而落空。因此，现在需要以退为进，并要理解行动和进程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也不是气候变化问题所独有的。
在过去200多年里，为确保面面俱到并平衡主体和少数群体各方的利益， 美国的立法程序逐渐背上了繁重的包袱。这些包括掣肘总统权力的分权制度以及对付民粹主义推动产生政策的缓兵之计。尽管这些规则有时会形成难以克服的障碍，很多人并不愿意质疑其效果或实用性，因为它们是美国政治进程的核心。
此外，正如这个世界所痛苦地看到的，美国用过去整整两年的时间试图在参议院通过气候和能源的立法，这拖沓的过程证明这种立法制度已算失败。一小撮有影响力的政客滥用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来延长辩论和阻止投票以阻碍立法进程。对此纽约客杂志的乔治·派克有详细的阐述。自由派的美国进步智库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对这些规则也提供了很好的概述。例如，一个顽固的少数派议员只需耽搁无争仪的联邦法官提名就能令美国政府素手无策。
曾呼吁修改规则的参议员已偃旗息鼓，当今的局面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僵局。不过还是有些希望，明年1月下一轮议院会议开始时，会有人重新提出这个议题。如果成功，可能对气候全面立法的前景产生直接影响。
奥巴马总统最近重申，2011年他将继续致力于气候问题的工作。不管是为了赢得国民支持还是向国际社会传递明确的信号，从长远考虑这都是有必要的。不过，为保证实际迅速的进展，奥巴马也在寻求其他渠道。这其中包括控制固定污染源和汽车排放量，建立家电能效标准以及经济刺激法案中一系列鼓励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条款。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这些行政手段基本上可以实现17％的减排承诺。2011财政年度预算提案也分派了明显多于往年的资金用于解决气候问题。
为了确保在坎昆达成务实并具有前瞻性的目标，天津会议需要产生一个可行的草案；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再次提醒大家，行动胜于语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就像美国国会一样， 不应该成为一个只讨论而不产生行动的常设机构。毕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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